樊姓的起源

作者：樊哲祥

樊姓的起源概述

根据历史资料及各种流派的传说，樊氏的起源有四种说法：
1） 出自巴人五姓之一。樊氏起源于巴人五姓，是比较早的一个支系。这里的巴人，当指“清江廪君白虎之巴”。沿袭汉代太昊伏羲氏之说，巴人五姓的樊氏，系太昊伏羲氏衍生的姓氏，姓风。

2） 出自已姓。樊氏起源于昆吾氏的说法，并无直接的文献证据。只是根据吴姓家谱起源说，昆吾氏后裔衍生了昆吾、樊、昆、吾等姓。昆吾氏，己姓，是祝融部落八姓中分化出来的最为强大的氏族之一，是夏时霸族之首。

3） 出自子姓，起源于殷商遗民七族之一。商契，姓子，时任尧帝的司徒（主管民事的长官），封于商，为商族始祖。樊氏的起源于子姓，没有确凿的历史文献旁证，仅见《左传》所载，在殷商中期以后，形成了陶、施、樊、锜等七大族。周公旦平定武庚叛乱后，殷商遗民七族一同被分封给康叔封，迁入卫国（今河南淇县）。卫国，位于今河南北部，还拥有河北南段和山东西端的部分地区。这可能是认为孔门七十二贤人樊迟出自殷商遗民樊氏的根据之一。

4） 出自姬姓。樊氏起源于周之姬姓，是比较晚期的一支。姬姓樊氏得姓始祖仲山甫，为周宣王卿士，封为樊侯，食采于樊邑（今河南济源西南）。后世称之为樊仲山、樊仲山甫（父）。

第1章 姬姓樊姓起源

樊姓起源于周之姬姓，是后世衍传较为繁盛的一支。诸多樊氏踪迹始见史料。

1.1 渊源考略

先说周的历史。

黄帝元妃西陵氏生次子元嚣。元嚣生蟜极，蟜极生帝喾。帝喾，妣有邰氏女姜嫄，生帝挚、唐尧、商契、后稷、八元（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及实沈、续牙、晏龙等庶子。

后稷，姓姬，名弃，号后稷，舜封于漦。妣姞人氏。衍传黄帝第二十八代周武王。《说文》：漦，水名。（朱骏声《通训定声》：陕西干州武功县南有古漦城）。
自黄帝始，周之脉系比较明晰：

1黄帝-2少昊（元嚣）-3蟜极-4帝喾（高辛氏）-5后稷-6漦玺─7叔均-8不窋-9鞠-10公刘-11庆节-12皇仆-13差弗-14毁隃-15公非-16辟方-17高圉-18侯侔-19亚圉-20云都-21太公-22组绀-23诸盩-24公叔祖类-25周太王（古公亶父）-26季历-27文王昌-28武王发
《列女传·母仪传》：“弃母姜嫄……尧使弃居稷官，更国邰地，遂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及尧崩，舜即位，乃命之曰：‘弃！黎民阻饥，汝居稷，播时百谷。’其后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兴为天子。”

周之祖妣姜嫄，为有邰氏部落之女。后稷秉承姜嫄“好种稼穑”之性，待成人后好耕农，相地之宜，善种谷物稼穑，百姓皆效其法。尧听说后，举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于黎民。因此尧封后稷于邰地（即稷，在今陕西武功境内）。

《竹书纪年》：（帝尧陶唐氏）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海内南经》注引古本《纪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史记·五帝本纪》及《高祖本纪》正义引：“后稷放帝子丹朱。”）这种监管、流放太子丹朱的事情委寄于后稷，足见尧对后稷的器重与信任。

及舜即位，命后稷播时百谷、种植农桑，世代精于农业。到西周建国时，设有后稷之官职，主管农事。从后稷至不窋四代期间，周人氏族的生活方式主要以农业为主ˆ。但是，周人邰地正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过渡地域，受环境影响颇为显著。

及至不窋时，正值夏太康失国之乱际，于是不窋弃农不务，失其官职，“自竄于戎狄之間”，改采戎狄的游牧生活。当然，封地邰自然也丢失了。这是周人氏族生活方式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周人与戎狄、西羌民族融合的始端。戎狄，也是卜辞中的鬼方、土方。

少康即位后，平息了寒浞、浇之乱。公元前1942年，至黄帝十世公刘时，夏帝少康才复其稷官之职位，“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周人氏族又从戎狄生活方式恢复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因此，公刘继后稷之后，被周族尊为“有德，诸侯皆以天子之礼待之”的贤德圣君。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帝少康）三年，复田稷。（《周语》：“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后稷之后不窋失官，至是而复。（见上。）

公刘始创了周人氏族新的生活起点，移族新居于豳地，十一世庆节在此建国。至古公亶父，因豳之地理位置偏远，远离夏商季世更替、商人频频迁都及世袭之争的干扰，获得了空前的氏族发展机遇。《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商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黄帝十七世高圉因何封为邠侯，是为商道复兴之际，周人氏族悄然兴盛，获得了商王的器重。邠，同豳，在今陕西省彬县、旬邑县一带。

邠侯一直被周人世袭，至黄帝二十二世组绀。据《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记载：（商盘庚）十九年，命邠侯亚圉。……（商祖甲）十三年，西戎来宾。命邠侯组绀。……（商武乙）元年，邠迁于岐周。（《孟子·梁惠王下》：“太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

因此，到了武乙时周公亶父这一代，亶父被赐封了岐邑，周人才从豳地迁徙，跨越梁山定居于岐山之下周原，国号周。一部分周人仍然留居在邠（豳）地，而豳地和其它地方的国民，闻古公之德遗仁爱，则扶老携幼前来归附‰。

自古公亶父以后，是周人发展的第四个高潮时期。武乙频繁迁都，是个暴虐的君主，值犬戎寇边，封亶父岐邑大概是惧于周人的兴盛而拒之与羌戎。《后汉书·西羌传》列举历史上的羌人诸族：陆浑、阴戎、蛮氏、骊戎、义渠。其中义渠偏在陕西西北部，余者分布在渭南以至伊洛之间。晚商时的羌人则分布于陇右到豫西晋南的系列河谷山岳之间，其在商境西陲者号为羌方，与商人时有冲突；更往西去的一条线上，诸羌统称为羌人。这些羌人中居渭水流域的一支与周人融合。在豫西晋南的若干支则成为后世姜姓诸国，若干支成为春秋时代的姜戎氏人。而偏在陇右的一支，上承寺洼文化，下接汉代的羌族，大约是留在老家的一批羌人ˆ。

无论如何，古公亶父决不是乐隅一方、贪图安逸的氏族长老。迁徙歧山后，他复修后稷与公刘之祖业，积德行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垦荒殖地，营筑宫室房舍，将人民分成几个城邑居住，设置五官职位，国人皆戴之。古公亶父迅速地强盛了周族的实力，奠定了周人灭商的基础。时受熏鬻、戎狄攻扰，其欲得周地与民，而古公不忍杀人父子而君之，力避羌戎之锋。

《史记·周本纪第四》：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陕西岐山凤雏村及扶风召陈村出土的周初大型建筑遗址表明，以凤雏村的建筑基址当是周人在灭商以前建立的都邑。由于有祭祀殷王帝乙与太甲及记载殷王来田猎的卜辞，可以肯定这组建筑的始建年代当在武王克商以前。遗留木柱的碳十四测定年代是西元前1095±90 年，正是商代末季。扶风法门、黄堆一带是一个面积广大内涵丰富的西周遗址，北以岐山为界，东至扶风的黄堆，西至岐阳堡，南至扶风法门，东西宽约三公里，南北长约五公里。

公元前1127年，古公亶父卒。娶有邰氏，生子三人，曰太伯（亦作泰伯）、仲雍、季历。泰伯与仲雍，知古公欲立季历之意，兄弟二人乃纹身断发，入荆蛮句吴，以江苏无锡东南梅里（今梅村乡）为都城，建立吴国，号为吴伯。太伯卒，仲雍继之，号虞仲。少子季历继位，是为公季，后周人追称王季。

季历师承古公亶父的遗道，积极吸收殷商文化，加强政治联系。在商王朝的支持下，他对周围戎狄部落大动干戈，不断扩张军事实力，成为西方诸侯之长。显然，他功高盖主，权重遭忌，不为商王文丁（太丁）所容，因而遭受诛杀之罹祸。子昌，即周文王。

仲雍（前1207年~前1139年），周太王古公次子。娶万氏，葬虞山。子昂、季简、居简。昂，封于雍城，今河南省焦作市西南朱村乡府城村，雍国于春秋中期被晋国吞并。

季简（前1186年~约前1100），仲雍长子。卒葬江苏常熟，娶高氏。子叔达、叔夏。

叔达（前1141年~约前1070），季简长子。娶黄氏。子周章、仲、仲弈。

仲，叔达次子。周武王即位后，分封世族，寻找太伯、仲雍之后，“乃封周章弟仲於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史记·吴太伯世家》曰：“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

据氏族典第十一卷：仲之支孙卿于周，封于樊，后世有樊氏、樊仲氏、卿氏、皮氏、虞氏、方组于氏。因此，自黄帝始，姬姓樊氏的上古渊源谱系为：

1黄帝-2少昊（元嚣）-3蟜极-4帝喾（高辛氏）-5后稷-6漦玺─7叔均-8不窋-9鞠-10公刘-11庆节-12皇仆-13差弗-14毁隃-15公非-16辟方-17高圉-18侯侔-19亚圉-20云都-21太公-22组绀-23诸盩-24公叔祖类-25周太王（古公亶父）-26仲雍-27季简-28叔达-29虞仲

根据仲山甫卿于周宣王，辅佐宣王中兴，共处同一个时代，不少学者比照周宣王为武王第十世、黄帝第三十七世而推断仲山甫为虞仲第九世裔孙。仲山甫封于樊（邑），不早于前827年，因此在大约前826年前后。

 

1.2 夏墟虞国

周武王即位后，分封世族，封仲雍曾孙仲于周之北夏墟，是为虞仲。虞仲所封之国因在周北，称北吴或北虞。那么夏墟在何处？
周都于丰镐，是丰京和镐京的统称。丰京是宗庙和园囿的所在地，镐京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丰京位于长安区马王镇之北沣河西岸的渭河。镐京位于长安区斗门镇北约1公里的沣河东岸。
丰镐之北夏墟，一说今山西运城永济市。永济古称蒲坂，相传为舜帝之都。一说山西平陆、夏县一带。夏县，古称安邑，因夏朝在此建都而得名，号称“华夏第一都”。夏县位于山西省南部、运城市偏东南，中条山西麓。今从平陆夏县之说。

首先，平陆夏县之夏墟更接近南、北虢国，正处于晋国、虢国之间，符合假途伐虢的历史事实。

其次，舜帝之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夏墟。周人事夏，当以夏都安邑为根据。

公元前1045年，虞仲封国，是为“别子为祖”，建立了新的宗族支系，因而后世“以国为氏，以字为氏”，有虞氏、仲氏。周宣王年间，虞仲的裔孙仲山甫命为周宣王的卿士，是为樊侯。
前655 年，虞国君贪图晋献公的宝马珍玉，不听信忠臣宫之奇“唇亡齿寒”的进谏，借道给南下伐虢国的晋国。同年十二月，晋军在灭虢回师的途中，顺手牵羊地又灭了虞国。自虞仲封国始到灭国，只衍传了十二世，390年。

《春秋》：“僖人执虞公”。

《史记·晋世家第九》：（晋献公二十二年）是岁也，晋复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宫之奇谏虞君曰：“晋不可假道也，是且灭虞。”虞君曰：“晋我同姓，不宜伐我。”宫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即季厉）之子也，为文王卿士，其记勋在王室，藏於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之亲能亲於桓、庄之族乎？桓、庄之族何罪，尽灭之。虞之与虢，唇之与齿，唇亡则齿寒。”虞公不听，遂许晋。宫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晋灭虢，虢公丑奔周。还，袭灭虞，虏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荀息牵曩所遗虞屈产之乘马奉之献公，献公笑曰：“马则吾马，齿亦老矣！”

《春秋左传》（桓公十年，前710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虞国诸侯在历史上鲜见史迹。除了留下“假途伐虢”、“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之类的兵法战例及醒世成语外，历代虞国国君都默默无闻，不见其姓名及世系。虞仲第十三世，亡国之君到是落下了个贪婪的形象，灭国后还被晋献公作为其女的嫁妆随从“滕”给了秦穆公。虞国大夫百里奚，虽也縢给了秦穆公，然其亡秦走宛（今河南南阳），为楚人捉住。秦穆公闻其贤，佯以五羖羊之皮赎逃犯之名义得之，与语三日，大喜得人，是有“五羖大夫”之称。

百里奚后荐蹇叔，秦穆公厚币迎之为上大夫。有如此贤能的大夫百里奚、宫之奇，而不能强国争霸，足见虞国君王是何等无德无能，以至于贪图失国。

因此，仲山甫以上世系无稽可考。

 

1.3 樊地辩析

最早见于典籍中的“樊”，始于周以后，有阳樊、樊国、樊城、樊邑等，这些都可能是樊氏先祖分封地的历史线索。但是所在地的注解，却大相径庭。

1.1.1 阳樊

阳樊，古称为阳或阳城，在今河南济源承留乡曲阳村。曲阳古称樊国，至今仍保留有曲阳故城。

周桓王时期，周都已东迁洛阳。温、原、絺、樊、攒茅、怀等（城）邑，按地理位置而言，地处洛阳之北。到了桓王时，笼而统之地说十二邑仍是苏忿生之封邑，其实是不确切的。温邑即今温县西部、孟州市东部，原在怀州济源县西北二十里，絺即沁阳县西南，攒茅即修武北、怀即今怀县等地，因此，此樊为济源所属毋庸质疑。

但是，此阳樊是否为仲山甫的食采地樊邑，则需考证辨析。不少学者以为仲山甫食采邑地在陕西长安南杜陵樊乡。我们知道，仲山甫卿于宣王时周都尚在镐京（今长安一带）。《正义》引韦昭解说：“西周宣王将苏忿生阳樊城封给王官仲山甫，食采其地；并守夏、商嗣典。”乍一看起来，樊侯封于阳樊而不司官守之职，并非“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却于西周镐京辅政宣王，这似乎是失职非礼而且不合乎逻辑的。

其实不然。其一，仲山甫封樊侯食邑于阳（樊）是完全可能的。

自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后，武王与成王又是迁殷民又是卜地筑城，正义杜预云：“成王营王城，有迁都之志……”。从前1044年至前1025年洛阳定鼎，一直未停止对洛邑的经营，为成周营建东都，其周边畿内的城邑也大都是分封给宗亲族伯、封藩守疆之诸侯。例如，前述武王封司寇苏忿生十二邑、原叔封于原国（今山西晋城沁阳县，后迁至济源市北部）、文王弟虢叔封于东虢（今河南省荥阳）、成王幼子臻封甸侯于单国（今河南省济源市东南）、邘叔封于邘国（今沁阳西北）等等。

因此，按照周王分封制依据的宗法血源关系，仲山甫与周宣王同为古公亶父的第十三世孙，封之樊侯以蕃屏周，是完全可能的。但说封其樊国则是有待商榷。如封其国，则须恪尽职守并立国君之位，而又须卿于王室辅政，二者仅取其一。

其二、封候立国与卿士辅政，似乎可以存在着一个时间差，或前或后。《竹书纪年》记载宣王七年到四十年间，仲山甫一直在王室辅政，未曾有立国为君的时间差。

其三、宗周的王畿以镐京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各四百里，洛邑、阳邑等当属畿外邑地。东周王畿以洛邑为中心，西与宗周王畿相接，北不过淇县，东在商丘以东，南界在江汉地区。则阳邑又属王畿之内。按《毛传》说：“樊国，侯爵，仲山甫东都畿内诸侯入为天子卿士者也。”说的很明白，仲山甫是从东都（洛阳）畿内以诸侯官阶入为天子卿士的。

其四、长安南杜陵樊乡，本为杜县地，因西汉樊哙食采地而得名，不宜牵强为仲山甫的食采邑地。

因此，正确理解“镐京辅政、分封畿内”的含义才是确认阳樊邑采地的关键：仲山甫于镐京卿士辅政，不必非得在镐京畿内食采樊邑不可，这是关键之一。如果分封在东都畿内采邑，也不必非得建樊国不可，这是关键之二。第三，仲山甫辅政宣王时也就是一个天官冢宰执政卿的王职，不必非得在镐京王畿外服封为诸侯不可。第四，樊候，就是侯伯之爵，不必非得是外服诸侯国之“侯”。简言之，分封樊侯于东都王畿内食采。王畿内封国、采邑，分封的多为公卿大夫，他们也称诸侯。所以，非说其封于樊国的话，按照周之礼制，恐怕也只是徒有虚名罢了。
及至周惠王时期，前665年，仲山甫第六世裔孙樊仲皮因“不善事其君”而视为叛王，次年王命虢公丑讨之。

及至周襄王时，公元前635年，晋文公重耳用有功于周襄王，阳樊又赐为晋文公的城邑。阳樊田邑再易其主，于是晋文公帅军前来夺邑田。

所载各典籍记述史实相当。此处“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当指阳樊邑地不假。因阳樊接近怀（邑）之邢邱，为殷祖乙之故都，原本夏帝宁之都邑，夏、殷之流风余韵遂存于阳樊，故曰夏、商之嗣典。又按其文逻辑并列，先夏商之嗣典，而后周之师旅，则樊仲之官守似乎已然往事矣。诸侯，严格地说是其大宗支系，有军赋兵役等一般性义务，为周王提供军力并参与征伐，是左、右军兵力主要的组成部分，故曰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则表明是樊仲大宗的邑地，有其宗祀祖庙，以及禄田、宗亲、百工及臣属。“其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即使不是官守之地，也还有王公贵胄之姻族。那么，此樊仲指何许人也？仲山甫、樊仲皮，抑或泛指？

按周初封土授民制度，阳樊人作为本地的居民族群主体，是可以随邑地一起被分封给晋文公，如同殷民六族分封给卫康叔，是为“宗氏、分族、类丑”（《左传·定公四年》）。但是，这样的授民一般针对庶民、百工、族属奴隶等低层人群。假如分封给晋文公后，新的氏族群体将凌驾其上，使得阳人处于卑下、奴役之位，自然不是什么好事情。案《周礼·九伐》的法度，“将残其民”必然是“放弑其君，则残之”，而阳人“未狎君德”、祀有夏商嗣典、服周师之兵役，祀有樊仲大宗之祖庙，以为此举非礼，违背了周时的宗法制度，故而不服。前712年周桓王赐邑夺田与郑时，就遭非议，明明知道郑国已失去对周室的信任，图谋自立不忠，却施以“恕而行之，求其仁”之道。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杜预注，孔颖达疏）。

大夫仓葛一席“君子之言”，才使得晋文公“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把阳樊邑地的贵族、卿公后裔，即“王之父兄甥舅”这些姻族人流放了。案：周之城邑层次化，都邑外有鄙野ˆ，则阳樊人必是被驱赶到城外的郊野，或流放到其它邑地去了。放，在周时宗法制度下是很严厉的刑制处罚，“邑是宗的依托，无其邑则无其宗”，意味着阳人失其宗祖，不能嗣其宗庙。当然，按仲山甫仕卿的天官冢宰职位，大概也不只有阳樊这一个食采邑地，可能还有其它小宗邑地。这里的阳人应指仲山甫之宗裔，以及非血缘族属，如臣属关系。比如，大夫仓葛。

仓葛，司徒大夫。他当是委质于樊君，是樊仲氏的臣属，而不是阳樊这个地方的臣属，所以他才尽其职责要求“不残其姻族出其民”。类似的例子还有夙沙釐，他自动跟随故主，认为自己是鼓子的臣属，而不是“鼓”这个地方的臣属。因此，其君臣关系不系于封国，而系于封君。在这一制度下，君臣关系是特定的，不是由宗族血亲的关系下衍生ˆ。

晋文公“不残姻族仅出其民”的事例背后，暗示了几个方面的信息：

首先，阳樊是仲山甫大宗（即嫡子世袭继承）支系。

其次，失其宗祀对一个氏族大宗来说不是件小事，周惠王躬身失礼破坏宗法制度，要么是合理的，比如仲山甫还有其它的邑地，或小宗支邑地，或予以补偿；要么就是他的淫政无道。因为按照周时宗法制度，大宗“百世不迁”，其他小宗支都是五世而迁，不复有服丧和祭祀的责任。“迁”就是迁庙，去开辟新土地，建立新的家园。

第三，不残姻族，意味着樊仲皮未以“弑放其君”而“叛王”，必有其它缘由，否则虢公丑执而杀之，没有必要围城三月、执之归京师。同时意味着，族人仍保留姓氏，爵禄世袭，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而非沦为庶民、野人之列。

第四，田地封邑是官禄的反映，说明此时族人未居朝中要职，正如苏忿生的裔孙一样，才遭此收田厄运，这大概与30年前樊仲皮叛王的事情有一定的联系。

第五、失其宗邑而享有世袭爵禄的族人，无田无地肯定是不可能生存的，他们可能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私田。同时说明，他们的身份是自由的，是可以自由迁徙。

从仲山甫官守，到前635年，只有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阳樊人已然没落到易地而居、散于荒郊的地步。事实上，西周时苏忿生分封邑地周围是郑、虢、虞、晋等诸侯国，是洛阳北部的黄金地带，到春秋诸侯分据周惠王时期，苏子所承袭的封地恐怕蚕食得只有温县一邑了，到了前651年，温国也被狄戎灭了。

当然，诸侯田邑被周王篡夺收回再分封与人的不止苏忿生、大臣蒍国、边伯、樊仲氏等（族）人，史有前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诸侯封邑被周王收为国有再次分封和侵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前面引述中，《国语·晋语·文公出阳人》：周襄王“赐公南阳阳樊……”，此南阳非南阳郡之南阳，特别值得注意。

总而言之，阳樊旧称阳，是仲山甫封为食采邑地后有阳樊之称，先是周初苏忿生的封邑。前824年宣王封为仲山甫食采邑地；前770年周桓王赐阳樊邑田与郑，前664年周惠王时樊仲皮叛王，到前635年周襄王封邑于晋文公，说明该地区一直是樊姓长期聚族居住的地方。故而说，姬姓樊氏发源地在济源。

《史记》、《国语》、三传中关于阳樊的历史：

前1046年，周武王封阳邑与司寇苏忿生，为周地。
前825年，周宣王封阳邑为仲山甫食采地，为周地。
前770年，周桓王封阳樊田与郑庄公寤生，为郑国属。
前635年，周襄王封阳樊地与晋文公，为晋国属。
前438年，晋国衰亡，韩、赵、魏，三分其地，仅留绛城和曲沃，阳樊属魏。
前287年，秦昭襄王攻魏新垣、曲阳之城，阳樊属秦。

1.1.2 樊国

史籍中还有一个樊国，为楚国所灭。地望有湖北樊城和河南信阳等说，以河南信阳说为是。其故城，马世之先生谓在今河南信阳平桥镇以南的狮河之滨。1978年在平桥南山嘴清理了两座樊国贵族墓，依铭文知为春秋早中期的樊国君及其夫人墓。1981年在这附近又清理一座樊国铜器墓。出土器物有浓厚的楚文化风格，是樊与楚关系相近的佐证。《韩诗外传》卷二记楚庄王有后妃"樊姬"，徐少华认为是樊国之女适楚庄王者，当时樊楚二国尚有姻亲关系。

樊国历史，文献失载，由文物资料推测，至迟在两周之际或春秋初年，樊已立国。樊国地当楚国北上之前沿，其应为楚所灭，具体时代约在春秋中晚期。襄阳樊城或为楚灭樊之后，迁樊人于邓国故地的遗留。

1.1.3 樊城

古代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卿大夫采邑，都以有城垣的都邑为中心，皆可称为城。《说文》：城，所以盛民也。《墨子·七患》：“城者，可以自守也。”
南阳郡之樊城，最早记载见陈寿著《三国志·蜀志卷六》：“（献帝）二十四年（219），先主为汉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军攻曹仁于樊。曹公遣禁助仁。秋大霖，汉水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西魏（535年~555年）置樊城县。

因此，樊城之说比较晚，不可作为先祖溯源的依据。现代许多文献资料，如鲍至著《南雍州记》云：“邓县即在樊城，本仲山甫之国”，引述“樊城为仲山甫的封国”，其实是缺乏依据的谬说，是完全错误的。不过，樊城确实与樊氏有关，是兴起于春秋后期廪君巴人樊氏建立的一个樊国，位于今襄阳以南，后被楚国所灭。

现在的襄樊城西北，是西周时期的邓国。樊国被楚诛灭后，一部分樊姓族人流落到邓国，从邓都衍生而发展了一个新的樊城，因此历史上樊城、邓县（即左城名）经常混用。前678年邓国被楚灭后，成为楚国的城邑。

1.1.4 樊邑

亦可曰樊城。但按周之都城规划体制，邑在城之郊外，为田野、邑地、邑田，或鄙。也就是说，在某个城（都）邑的边缘处，有地名者樊邑是也。

n 济源之樊邑
史见最早的樊邑，是引述《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以邑为氏》之说：“樊仲山甫，食采于樊邑”。此樊邑，应济源西南之阳樊。
n 兖州暇丘之樊邑

今山东济宁市任城樊县。在兖州（任城州治）北。汉置樊县，属东平国，（汉）文帝封常山相蔡兼为樊侯，邑于此。此樊邑，仅名字有一点牵连外，与樊氏家渊没有任何联系。
在大唐龙飞开元三年（715年）编撰的《樊氏宗谱·前序》云：“樊有三……其二曰：樊兖之暇丘曰樊国。”该说法源自《史记》括地志云：“汉樊县城在兖州瑕丘县西南三十五里，古樊国，仲山甫所封也。”此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1.1.5 樊乡

最值得注意的樊乡，是今陕西长安县东南樊乡。此地，被很多书籍传抄、误辑为仲山甫食采之地。

郦元注《水经》注：“长安南下杜樊乡，实樊川也”。《读史方舆纪要·陕西二》也说：“樊川在（渭水）府南三十里，其地本杜县之樊乡。……汉初，樊哙赐食邑于此，川因以名。水所经也，本名浚宽川，汉初，始曰樊川。”

很显然，因樊哙赐食邑于此，西汉后才易名为樊乡。造成误解的原因，是西周都在镐京，而按周初封土授民的通则，周人徙封异地时原封之国或邑名不变，新封之国或邑仍沿称原名。
史籍中，还有多处樊乡。

1.1.6 皮氏邑

皮氏邑，今山西河津一带。

据《风俗通义》及《元和姓纂》所载，樊侯（仲山甫）之后有樊仲皮，食采于皮氏邑。案前664年，樊仲皮叛王。那么，似乎说明樊仲皮并未受戮于朝，而后周惠王还封有采邑地。因此，食采于皮氏邑不早于前664年。

据推测，前635年，周襄王将阳樊邑地更封于晋文公后，阳樊族人一部分北上徙入晋国，回归到樊氏族人小宗支的采邑地，分散在汾阴（今山西万荣）、韩城、清原（今山西稷县）一带。樊仲皮小宗支的直系后人，以邑为氏，是为皮氏，以别于迁徙来的大宗支樊氏族人。

 

1.4 始祖仲山甫

仲山甫是虞仲的第九世裔孙，黄帝三十七世，大约生活在前858~前776年间。在其任职宣王卿士之前，他应该生活在西周镐京之北的夏墟虞国（今山西平陆、夏县一带）。

1.1.7 身世辩析

仲山甫的身世本已了然，毋须质疑。然而，因为其谥号穆仲之缘故，被后世一些资料张冠李戴，说成了是鲁献公的次子，等等。

仲山甫，仲氏，姬姓。宣王即位后，命为卿士，封为樊侯，食采于樊邑（今河南济源西南）。后世称之为樊仲山、樊仲山甫（父），为姬姓樊氏得姓始祖。

谥号穆仲，后世有樊穆仲之称。穆者，纯也。《周书·谥法》：“布德执义曰穆。” 另，穆即淳和、温和、纯正之意，取自同朝卿士尹吉甫为之颂歌《诗·大雅·烝民》中“穆如清风”之句。
周之谥号是有礼制严格规定的，对穆、惠、襄、庄等谥称，因生前的功过德行而懿美谥封。因此，谥号穆仲决非意味着“左昭右穆，仲山甫有兄弟几人其为三”之谬说，亦非鲁献公次子之谬说。

为释其疑，还得多赘述一些文字。

昭穆之称，是用于宗庙建制、墓葬制、祭祀制、族人宴会、立尸制、命氏制等方方面面，它体现的是世系父子及长幼亲疏次序等礼法、宗法制度。昭，明也；穆，美也。

《中国姓氏起源》、《百家姓探源》、《权德舆集》、《认祖归宗》、《风俗通》等书籍记载：仲山甫系周太王之孙周文王之子周公旦之玄孙鲁献公之次子，入辅于周，官至宣王卿士，对周王室中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此，被宣王封为樊侯，并赐邑封国，在今河南济源西南建立樊国。其后便有一支以祖上封侯赐邑为氏，以樊为姓。

首先，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大概算作是以讹传讹的根源。它没有任何史实依据，影响极为恶劣。其次，对周室宗嗣及鲁国世家，缺乏应有的了解。

《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谓炀公。炀公筑茅阙门。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沸杀幽公而自立，是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厉公擢立。厉公三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献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濞立。……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夏，武公归而卒，戏立，是为懿公。
非常清晰的周鲁世系。假如说仲山甫是鲁献公次子，按照周之礼制，“嫡长即位，无嗣弟立”的原则，那他不就是鲁武公敖吗？鲁武公，名敖，前825至前817在位。而周宣王是前827年至前782年在位，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年）时，仲山甫还劝谏周王太原“民不可料也”。显然，仲山甫不是鲁献公次子。

另外，按照周鲁世家的宗庙制度，始祖为周公旦。以其昭穆次序而论，鲁献公之子均是第六世，应该列为昭行，居左，亦非穆行所属。

其实，导致这一错误的根源很清楚。在《史记·鲁周公世家》有一段周宣王干涉鲁国嗣位的事情：

武公九年（前817年）春，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谏宣王曰：“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之：故出令不可不顺也。……”宣王弗听，卒立戏为鲁太子。

这里，把“周之樊仲山父”之谏等同于武公的应答，“父”亦非指父亲，字同“甫”，是古代对德高望重的成年长辈的尊称。断章取义，自然是错误的。

总而言之，仲山甫是虞仲的第九世裔孙，而非其它。

 

1.1.8 仕途史迹

周天子以嫡长子的身分为王，众子弟为诸侯。诸侯以嫡长子继位，众子弟为大夫。大夫以嫡长子继位，众子弟为士。这些奴隶主贵族，由于和周天子宗法血缘关系的亲疏而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关系。

毋庸置疑，仲山甫身为庶子。在其辅助周宣王之前，为虞国的大夫或已晋为周室大夫之职。如若不然，仲山甫则应继承虞国国君之位了。

前827年，周宣王即位后，整顿朝政，使已衰落的周朝一时复兴，其主要功绩是讨伐侵扰周朝的戎、狄和淮夷。是年，仲山甫入周宣王室辅政。

这是史籍中最早见到樊侯仲山甫出仕的文献记载，这一年是前821年。徂，往也。按习惯，昔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则宣王使仲山甫往齐城而定之。在他临行之时，大臣尹吉甫作诗《烝民》为其饯行。诗中赞扬了仲山甫的美德和他辅佐宣王时的盛况。通常认为，前821年这次“城彼东方徂齐”之行，是仲山甫职当眺省诸侯，外行述卿士之职的始端。

似乎也不无道理。由此可以推断，前825年仲山甫即为宣王之卿士，封为樊侯，食采于东都畿内樊邑。

理由如下：

其一、在周宣王已执政的六年期间，仲山甫不可能入朝时即为卿士。从尹吉甫赞扬仲山甫辅佐宣王的盛况来看，“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也决非一两日之功德。因此，命为卿士不得晚于前821年的“城彼东方”之行。

其二、仲山甫以宗兄关系入周王室辅政，时为虞国大夫。从周室大夫晋升为卿士，尚需要一个过程。按照《周礼》“凡邦国，三岁则稽士任，而进退其爵禄”，须经过“辨其等，正其位”乃升迁、罢黜。因此，仲山甫经过这一个阶段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的综合考核，才可能迁为卿士。

其三、按周礼四时政令及法度制度，职位的升迁当在岁终。“岁终则会政致事，并诛赏补阙”。

其四、辅佐宣王，只能是言辞可达天子的近臣。“衮职有阙而补之”，决非一般王室外廷政务官可以做到的。因此前821年之前，仲山甫应该具有若干年限的王室辅政经验了。

简言之，前827年仲山甫入宣王周室为大夫，前825年命为卿士，封为樊侯，食采于东都畿内樊邑。

因此，按《周礼·天官》来说，仲山甫时任天官冢宰职，位列太师、太傅、太保等“三公”或“师保”，是周宣王左右的重要辅佐人物。天官冢宰，为六官之首，总揽六典之政，主要职责是“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三公师保统辖诸侯百官以奉侍周王，在政治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公元前817年，仲山甫谏宣王，史籍中第一次记录他参与朝政。虽然此次谏王是被视为干涉鲁国君位继嗣，但是在宣王的眼里，鲁国就是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子民。周宣王不听劝谏，废长立少，教民逆犯，躬身破坏了周室礼制中嫡长子继位的宗法制度。

《史记·鲁周公世家》：武公九年春，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谏宣王曰：“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之：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今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诛之亦失，不诛亦失，王其图之。”宣王弗听，卒立戏为鲁太子。夏，武公归而卒，戏立，是为懿公。
正如仲山甫所预料的那样，因其“废长立少”，便开始了诸侯畔王命的倪端，嫡长子伯御前806年弑君自立。周宣王不得不在前796年讨伐伯御，诛之以平息鲁国内乱，用武力强立鲁孝公。然而，这只是引起诸侯不睦，拉开鲁国内乱序幕的开始。

《史记·鲁周公世家》：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其君伯御，而问鲁公子能道顺诸侯者，以为鲁后。樊穆仲曰：“鲁懿公弟称，肃恭明神，敬事耆老；赋事行刑，必问於遗训而咨於固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宣王曰：“然，能训治其民矣。”乃立称於夷宫，是为孝公。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
周宣王理政的早中期，礼贤下士，亲民重农，励精图治，在稳定内政、巩固国防的基础上，开始武力征讨反叛势力，剪除外患，威服诸候，重树天子权威，在尹吉甫、南仲太祖、太师皇父孔圣、仲山甫、大司马程伯休父、申伯等众位卿士的辅政下，宣王周室获得了短暂的复兴，史称为“宣王中兴”。而在宣王晚年，对内乱杀无辜，导致君臣离心离德；对外乱用军威，屡次兵败，周王朝又重新出现了衰败的迹象。宣王不听虢文公之谏，不修籍于千亩，公元前789年，与姜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县南），终遭败绩，丧失了征服南方几乎全部军队的力量—西六师和殷八师。

即便如此，周宣王仍不纳忠谏，执意点阅人民，“料民于太原”，清点民户人丁。料民之举，违背了西周祖制，遭到贵族强烈反对，被视为亡国之兆。仲山甫认为，周王朝所设司民、司商、司寇、场人、禀人等官职，具体分管百姓生死、赐族、兵役、犯罪庶务，国家收入和人丁数量都有案可稽，根本不用天子费神。天子亲自料民，只能表明自己无能和国力空虚，导致诸侯们离心离德。

《史记·周本纪》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听，卒料民。
《国语·周语》：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搜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狝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废灭。
太原，顾炎武在《日知录》认为应在今宁夏固原县一带。

以上政例表明，仲山甫在辅政宣王期间，虽有柔和明知之德，周王有过失尽可能弥补它，但仍不得宣王的重视和改正，肆意固执，这也正好印证了周王室逐渐丧失天子之德、失去统领诸侯之威望的史实。在仲山甫一生的命职生涯中，“掌邦治，佐王均邦国”，兢兢业业，小心谨慎，正所谓：“实干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迹不朽，垂烈后昆，不亦丕欤！”Š。
公元前782年，周宣王死于臆忡症或中风。宣王死后，子宫湦立，是为幽王。幽王即位后，“王锡太师尹氏、皇父命”，仍命尹吉甫、皇父、家父（嘉父）等为执政卿士。仅接着，前777年又任用贪财好利、善于阿谀奉迎的虢石父主持朝政，而让皇父孔圣去营建向都（今济源市南）。

前777年虢石父辅政，皇父孔圣去职，仲山甫亦不得晚于这个时间去职。对比幽王二年“增赋”与宣王元年“复田赋”的政策来看，不象是仲山甫辅政时提倡的“王治农于籍，搜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狝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固实”等经邦治国主张，因此可以断定幽王即位后，仲山甫已躬身隐退了。其去职，不得晚于这个时间，前781年。论资历年龄，他也当是位尊“优老”。

仲山甫结束了周室辅政的生涯后，不再命为执政卿士。大约两三年后，大概还未看到锋火戏诸侯的闹剧，大概还未看到“维周之翰”申伯（宣王之元舅）的反叛，就在周太史伯阳一声“周亡矣”的叹息声中，悄然辞世，享年八十余岁。谥号穆仲，卒于前776前后。子嗣、葬地不详，后世鲜见典史。
仲山甫位及三公师保，身为执政卿，理应有广大的籍田土地、众多的仆驭、百工、奴隶。因此，东都畿内的食采地樊邑，恐怕也只是其中之一。以其辉宏博世之治正，位列三公，彪炳史册，垂范后昆。

典籍中，周室王侯府间有其后人出现。前664年，周惠王时期，裔孙樊仲皮叛王，是为司徒卿士。前520年，周景王乱世变法，裔孙樊顷子是为周大夫，与尹吉甫后人尹氏子同朝为官，与太保单穆公、太师刘蚠（刘狄）等携立周敬王。前307年前后，裔孙樊余是为卿士，辅政周赧王，说楚怀王破韩魏易地之策。

 

1.1.9 仲山甫鼎

《后汉书·窦宪传》：和帝永元元年秋七月，车骑将军窦宪伐单于，大败之稽落山。宪登燕然山勒石纪功。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
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六月，东汉与匈奴战争中，汉车骑将军窦宪及副将耿秉击败北匈奴主力于稽落山（今蒙古汗呼赫山脉）。章和二年（88年），北匈奴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相继。永元元年六月，汉军分三路出击。窦宪、耿秉率精骑八千出鸡鹿塞（今内蒙古磴口西北哈隆格乃峡谷口），度辽将军邓鸿出阳（今内蒙古包头市东）塞，南匈奴出满夷谷（今内蒙古包头市北），共约五万骑，皆会于涿邪山（今阿尔秦山东脉）。北进至稽落山，与北匈奴单于遭遇。大破北匈奴，乘胜穷追至私渠北鞮海（今蒙古乌布苏诺尔湖），斩名王以下一万五千余人，俘获甚众，得杂畜百余万头，裨小王率众降者前后八十一部，共二十多万人。窦宪、耿秉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还。
《后汉书》、《艺文类聚》所载“仲山父鼎铭”：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有福。足胜其任，公餗乃珍。于高斯危，在满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
《后汉书》中所记仲山父鼎铭文，不知是否为全部内容。

仲山甫鼎，八百年后出现在西周千里以外的北匈奴境内，实属意外。公元前772年，申侯（周宣王元舅，封于申国）联合缯国和犬戎举兵入攻西周，各地诸侯拒不救援，周幽王惨败，带着褒姒、伯服等人和王室珍宝逃至骊山，后被杀。犬戎攻破镐京，西周遂亡。据推测，大概是这个时候犬戎掠其鼎而去。
我们知道，青铜鼎从炊具发展为烹煮牲牢以祭祀神灵的祭器后，它又成为贵族阶级一种特权的标志，只有奴隶主贵族才能使用铜鼎等宝器进行祭祀或享用。在周代，“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等用鼎数的差别，以显示不同的特权等级。

从鼎铭文来看，借卦辞表彰的是仲山甫生前辅政时的功德。“足胜其任，公餗乃珍。于高斯危，在满戒溢”，极有可能是宣王赐用的炊具，而不是陪葬用的器物。餗，孔颖达疏：“糁也，八珍之膳，鼎之实也。”原指鼎中的食物，后泛指美味佳肴。

鼎铭文的前一段是《鼎》卦的九三爻卜辞。案《鼎》之卦象：

《鼎》卦：大吉、通顺。《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其意是说：圣人烹饪食物来祭祀上帝，以烹饪供养圣贤。享用者谦下明上，谦逊而耳目聪明，刚柔相济，因此大而通顺。君子因以整顿职位，可以完成周王的命令。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这段《鼎》卦的卜辞，主要是对“足胜其任，公餗乃珍。于高斯危，在满戒溢”的《易》理阐述及说明。总而言之，享用此“鼎”以“养圣贤”也。

江右樊氏怀韬公三十一世孙哲祥

于 公元2008年戊子夏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