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皮宗石

皮宗石，字皓白，别号海环。湖南长沙人。1887年8月23日出生于长沙东乡福临铺西冲皮家大屋一个农民家庭。1967年，因患脑溢血，皮宗石先生在武汉二医院辞世，享年八十岁曾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和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皮宗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长沙读书，次年考取湖南官费，以实习生名义赴日本留学。先读中学，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 政治经济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1912年与周鲠生、杨端六、任凯南 等创办《汉口民国日报》。《汉口民国日报》创刊不久，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即被查封。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

1920年学成回国，不久应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27年8月随蔡到南京，任国民政府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国立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28年4月，任司法部秘书长。9月应邀到国立武汉大学任社会科学院教授、院长。1929年6月社会科学院改为法学院，继续任教授、院长，讲授财政学课程。1930年兼任法学院经济学系主任。1933年4月，任武大教务长兼图书馆馆长。1934年10月，兼任法学院法律系主任。在武大执教9年，致力于武大、特别是法学院的建设与发展。

1936年7月，皮辞去武大教务长职务，应湖南省政府邀请任湖南大学校长。1939年3月，出席重庆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他从事教育21年，推崇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爱护学生，尊重教师，鼓励学术研究，支持社团活动和宣传抗日救国，遭到CC分子的排挤。1941年，在皮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突然决定皮与西北联合大学校长胡庶华对调，皮不愿屈从，辞职离开教育界。1942年7月，被选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5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 1949.7～1949.12 任湖南大学校长。

1950年4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任命皮宗石为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向他颁发了由毛泽东亲自签署的委任状。1954年调任湖北省政府参事并被选为湖北省政协常委，后又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1956年列席全国政协会议。1967年，因患脑溢血，皮宗石先生在武汉二医院辞世，享年八十岁。十年后，夫人杨淑君也去世。

皮宗石履历简编

1937.7~1940.9年

任湖南大学校长
1919~1924年

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1924年

任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筹备委员、法学教授
1924-1927年

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1927-1928年

任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
1928-1929年

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1929-？年

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
？-1936年

任武汉大学教务长

1934年春，五月的鲜花开遍了整个珞珈校园。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国民军训处处长潘佑强来校检阅学生军训时，负责军训的熊教官因为紧张慌乱之中喊错了口令，致使队形散乱而遭到潘处长的严厉训斥，同学们一时情绪激动欲冲上台与其理论。面对这种场面，潘处长措手不及。
而负责接待的皮宗石教务长走到他身后，拍拍他的肩膀说：“潘处长，同学们年轻，难免容易激动，你不要介意，你也够辛苦了。好吧，随我到办公室去休息吧！”潘处长这才找到“台阶”，跟在教务长后面安全撤退。

这是武大校友回忆录中，有关皮宗石教务长的一段故事。

皮宗石，字皓白，别号海环，15岁时进省城长沙求学，次年考取湖南官费，以实业生名义于1903年到日本，先读中学，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皮宗石正式加入该组织。1912年底，从日本留学回国的皮宗石与杨端六、周鲠生和张秉文等人共同筹办了汉口《民国日报》，投入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它不仅成为讨袁的舆论阵地，也是革命党人在汉口的联络地点。由于计划武装反击袁世凯的机密被泄露，报社很快被查封，杨端六、周鲠生等人因此被捕入狱，而皮宗石因为前往九江去领取武装革命党人需要的炸药，得以幸免。

后来，时年26岁的皮宗石和其他报人在黄兴的资助下从上海转道英国留学。在巴黎，他们也参加了阻挠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的斗争，以高昂的爱国激情汇入到“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去。

革命活动将皮宗石与蔡元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28年8月，辞去教育部长职务的蔡元培携眷出京，定居上海。离开之际，他力邀皮宗石、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等人一同前往湖北，共同筹建国立武汉大学。皮宗石最先来到武大，作为校务委员会委员的他，鞠躬尽瘁地为武大的建设发展出谋划策。他在武大的九年，除讲授财政学等课外，先后兼任社会科学院院长、法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等职。并先后协助王世杰、王星拱两任校长把武大办成全国著名学府，与北大、清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浙江大学齐名。武大所取得的成就，是与皮宗石、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等一批教育家所作的贡献息息相关的。
1936年8月，皮宗石到日本休假，这期间省立湖南大学代理校长黄士衡辞职，校长一职空缺。综合各方因素，湖南各界认为皮宗石为最佳人选。同年7月，省立湖南大学改为国立湖南大学，皮宗石担任第一任校长，从此离开了武大。

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在皮宗石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开会决定，让其与西北联合大学校长胡庶华对调，并催其早日上任。这显然是陈立夫有意排挤，而性格耿直的皮宗石不屈从恶势力，加上CC对校务的强加干涉，他深深感到已无教育可言，于是坚决辞职离开了教育界。尽管如此，皮宗石社会名望仍在，他随即参加了国民参政会，成为了一名参政员。

武汉大学珞珈山十八栋有着皮宗石一家居住过的几栋旧楼。皮宗石和夫人杨淑君，是通过包办婚姻而结合的。面对一个大自己四岁的“小脚”女人、一个旧中国的文盲，皮宗石没有嫌弃，每次出席各种社交活动，都会带上她，即便外事场合也一样。皮宗石留学回国后，杨淑君一直跟随丈夫，履行了一个贤惠家庭妇女应有的职责。直至抗战，由于逃难，夫妇二人不得已才在1944年短暂分离。皮宗石从长沙逃至桂林辗转到重庆。由于各方面因素，只得将夫人暂时安顿在自己学生家，并对其独子皮公亮说：“我不得不把你丢下来。”抗战胜利后，皮宗石一家终于得以团聚，一同迁往汉口洞庭村定居。

国立大学，直属国民政府教育部，校长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经费主要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拨给。因为经费有保障，学校的实验设备较齐全，图书资料较为充足，教职员工待遇较高，能聘请一批有真才实学、知名度较高的教授任教，教学质量有保证。毕业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反映较好。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前，全国国立大学不足十所，都是名牌大学。

省立大学，由学校所在省领导，校长由省政府聘任，经费一般不充裕，校舍一般较陈旧，因受地域限制，发展受到一定影响，难得有一所有名气的省立大学。

私立大学，顾名思义为私人所办，校长为校董事会聘请，其中有一些教会办的大学，它的经费较充足，校舍也较好，也有一些办得较好的大学，如北京的燕京、辅仁、协和医学院；上海的圣约翰；南京的金陵；广州的岭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等等。不是教会办的，天津南开大学，也是办得很好的。

省立湖南大学，成立于一九二六年，地址在长沙岳麓山的岳麓书院旧址。岳麓书院是长沙岳麓山的一处重要史迹，它不仅反映了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而且对湖南的教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自北宋创建岳麓书院千余年以来，多少天灾人祸，使书院屡遭破坏，仍不断重建，始终在此兴学不绝，这里一直是湖南高等教育的基地。湖南大学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成为我国较早的、办得较好的省立大学之一。

但省立湖南大学，毕竟受地域限制，较为闭塞，经费不太充裕，教职员工待遇较低，发展前途受到一定的限制。湖南大学师生早就想改成国立大学，并成立了“湖南大学国立运动促进会”，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过愿，还敦请湘籍知名人士支持。但省立大学改国立大学不是很简单的。国家要考虑与地方的关系，省里愿不愿意放弃自己管的大学，有的省立大学基础较差，国家也不想接收。国家还要考虑财政预算等问题。所以在抗日战争前，省立改国立的大学几乎没有。

一九三六年冬，省立湖南大学校长黄士衡提出辞职，湖南省在研究继任人选中，提出由时任国立武汉大学教务长的皮宗石来继任。湖南各界公推当时的湖南高等法院院长陈长簇给皮宗石写信，劝其来接任湖南大学校长。陈长簇与皮宗石在清政府时，是同榜考取到日本留学的，在日本一同参加同盟会，私交很好。陈长族的信寄到武汉大学时，恰好皮宗石休假到日本去了。皮宗石的夫人拆看信后，因不赞成其夫到湖南工作，信被扣留下来。过了一段时期，陈长簇对老朋友不回信大为不满，再来信很不客气的质问，为何不回信。皮宗石夫人这时才连同前信，寄我国驻日本大使馆转皮宗石。

皮宗石原计划在日本休假一年，到达日本后，发现日本军国主义者，积极准备扩大侵华，局势较为紧张，加上湖南大学之事要回来面商，所以提前半年于一九三六年底回国了。皮宗石回国后先到南京见他的老朋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关于湖南大学之事，征求王的意见。王世杰与皮宗石同在英国留学，回国后，先后被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共事多年。蔡元培离开北大到南京政府工作，王世杰与皮宗石又一同到南京。蔡元培要他们一同筹建国立武汉大学，王世杰任首任校长，皮宗石任法学院长又共事几年，成为挚友。

王世杰赞成皮宗石去湖南大学。皮宗石则提出，湖南大学如能改成国立大学就去，否则不去。王世杰说，这个问题，不是那方面说了算的，湖大师生虽然为国立事来南京请愿过，但湖南省政府是否愿意交出这所大学。还有人事问题，省立改国立，校长人选难得一致，省里同意的人，中央不一定同意，中央决定的人省里不一定接受。现在是湖南要你去，中央也会同意你任校长。人事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你到湖南去看看，我们再商量。

皮宗石从南京回到武汉稍作逗留，即到长沙了解情况。当时省主席是何键，皮宗石过去也认识。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是老熟人。教育界许多有影响的人，大都是老朋友。经各方面了解商谈，为湖南大学今后的发展，都赞成改国立大学。湖南省政府也愿意将省立湖大交出来，只是过去没有与南京方面沟通。皮宗石得到这个承诺，立即再去南京与王世杰商谈，谈得很顺利。王世杰要皮宗石先接省立湖南大学校长，暑假期间改为国立大学。

皮宗石按照王世杰的意见，于一九三七年二月，接任省立湖南大学校长。在当时长沙犁头街，湖南大学市内办事处，由黄士衡办交接仪式，将湖大的关防交给皮宗石。

同年七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命令，省立湖南大学改为国立湖南大学。行政院简任皮宗石为国立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湖南大学是抗战前第一所由省立改为国立的大学。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特别是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决定从南京迁到重庆。中国的文化重心，迅速发生了南迁和西移的变化。作为抗战战略后方基地的湖南，也就一度成为抗战文化运动的重心。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都迁到长沙，合并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一时成为后方重要的城市。
但好景不长，国民党的节节败退，武汉失守，湖南由战略后方变为正面战场的前哨阵地。长沙也不是安稳的地方了，日寇飞机也经常轰炸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又西迁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湖南大学也要考虑搬迁了。北方及沿海一带的大学，大都迁往川、黔、滇、陕等省，湖南大学是否也往这些地方迁？当时校领导经过研究，认为不需迁那么远，湖南西部地势险峻，日寇也许到不了那里。决定迁往湖南西部最远、与贵州省相邻的一个专区——芷江（当时没有怀化，怀化仅是一个小镇叫榆树湾，属芷江）。这里有一所新办的私立弘毅中学，校长姓刘，系北京大学毕业生，是湖大皮宗石校长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是湖大当时文学院长李寿雍的北大同学。由李寿雍与这位刘校长协商好，湖南大学迁芷江，并依托在弘毅中学内。

由于战事的发展，湖南大学在一九三八年春季早就着手迁校的准备，图书、仪器能装箱打包的，都先行装箱打包。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日机轰炸湖南大学，图书馆付之一炬，只留下一个躯壳。但图书损失并不惨重，因事先已将馆藏珍本、善本书籍装箱移置爱晚亭边的山坳里。

八月初，校长皮宗石的夫人及儿子皮公亮、文学院长李寿雍的家属等先行从长沙搬家到芷江。可是情况很快发生变化。国民党决定在芷江修建一个大型飞机场，作为空军基地，并已开始动工，芷江成了军事重地。日寇飞机也开始不断轰炸芷江。湖南大学不得不考虑另外选择地方。湖南大学图书、仪器等早已陆续从水路运往沅陵，所以另选迁校地址，首先考虑还是要在湘西。这时，当时校长皮宗石、教务长任凯南遇到了多年同在日本留学，一同参加同盟会，曾任私立汉口明德大学校长的向绍轩，向是辰溪人，他建议湖大迁辰溪县。辰溪在芷江与沅陵之间，属沅陵专区，是一个很小的县，连一所中学都没有。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经过考察，选址在辰溪县城对河的陇头脑。陇头脑为一个小山包，什么房子也没有，教务长任凯南作为迁校负责人，采取了他们在日本留学时住过的木板房子的模式，利用辰溪木材多，石块多的优势，就地取材，以石块作房屋基脚，所有办公室、教室、学生宿舍等，都采取鱼磷板的形式，很快房子都在这小山包上盖好开学上课了。这个小山包下，就是沅水，水清见底，饮水也没有问题，夏天学生在河里游泳，作为战时大学的校址是很理想的。

一九三九年，薛岳继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战时省会搬到耒阳。当时战区的划分，粤汉铁路以东属第九战区，辰溪的行政区划虽属湖南省，但不归第九战区，而归第六战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是湖北省主席陈诚兼任。

薛岳上任不久，电邀皮宗石到长沙会面，皮宗石过去与薛岳不认识，而薛岳当时也可能不知道国立湖南大学不归湖南省领导。他们见面后，薛岳以第九战区没有一所大学为由，要湖南大学再迁往耒阳附近的酃县，皮宗石当即婉言拒绝了。皮宗石说，大学不像部队，军队接到命令，可立即开拔。大学有教职员工家属，有图书、仪器、设备等，搬一次家是很困难的；湖大是国立大学，重大问题还要请示重庆教育部。

最后皮宗石谈到他与陈诚的交情。抗日战争前，皮宗石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陈诚一度担任武汉行营主任。陈诚经常拜访包括皮宗石在内的武大一批国民党元老。陈诚夫人是谭延闿的二女儿谭祥，皮宗石与谭延闿又有旧交，为此，皮宗石夫人与陈诚夫人也有交往。皮宗石还委托薛岳有机会见到陈诚时，代为致意。薛岳曾是陈诚部下，听了皮宗石所谈此关系后，不再提起湖南大学搬家之事，只希望今后湖大的毕业生，多输送一些给湖南省政府和第九战区，皮宗石满口答应了。

一九四四年元月，日寇发动强烈攻势，打通粤汉铁路、湘桂铁路，湘南地区全部沦为敌手，耒阳、酃县当然也不例外。而湘西地区，是日寇一直没有占领的地方。国立湖南大学在辰溪平安的渡过了抗日战争的几年，保存了实力。如按薛岳意见，再迁到酃县，其后果不堪设想。